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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一位独特的史学大师

发布时间:2018-09-22 00:35; 浏览次数:

 

 

  京都学派脱胎于中国乾嘉学派,但能兼收并蓄,与发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方法相结合,从而推陈出新、堂庑特大。罗振玉、王国维当年东渡日本,正是在京都学派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二重证据法”,至今仍被视作学术正流。

  宫崎市定本名宫 市定,是东洋史学(约相当于亚洲史学)第二代领军人物,因 字印刷不易,国内多称他为宫崎市定。宫崎市定的学术成就很早就得到了承认,著作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也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其全集皇皇25巨卷,皆以亚洲史为核心。其中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雍正帝》、《东洋的近世》、《亚洲史概说》、《亚洲史研究》、《亚洲史论考》、《论语的新研究》等。

  1978年,宫崎市定应岩波书店之邀,面向普通读者撰写了《中国史》,此书影响巨大,成为日本普通读者了解中国的经典读本,当下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皆来自这本书。《中国史》引进了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在细节把握上又颇显对史料的熟悉与功力,其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传统论史的窠臼,为我们认识过去创造了全新的可能。该书虽非学术著作,却赢得了广泛赞誉。

  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称赞本书为:“宫崎市定以及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确实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史》也写得有特色。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历史学家刘俊文也认为:“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中国史》一书即是范例。”

  虽《中国史》曾译成中文,但只是作为“内部参考”发行,难得一见。今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将宫崎市定的这部著作重译出版,对于那些希望从更多角度阅读过去的读者来说,堪称是一桩盛事。

  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是日本最早的两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创立于19世纪70年代,20多年后,京都大学建立。

  京都大学成立时,东京大学左右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学风,为形成自己特色、不被其掩盖,京都大学刻意寻求其他路径。比如东京大学的特色在西方教育模式,几乎是全盘照抄了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追求世界性,所以京都大学便反其道而行之,几乎不请外教,连外国文学专业都请日本人担任。此外,那些与东京大学观点不同的学者,往往会得到京都大学的礼聘。

  京都学派在哲学上以西田几多郎为代表,而在史学上,则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宫崎市定、青木正儿、白鸟库吉、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羽田亨等。但不论怎么排,宫崎市定肯定都在前三。

  宫崎市定当年考入京都大学时,本立志当政治家,但1919年毕业于京大地理学的浅若晁劝他说:“去了京都大学,要跟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学习。”他的语气,好像是后悔选择了地理学。最后告别时,浅若晁还说:“治东洋史,《史记》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书籍,是要预先买了看的一本好书。”

  日本传统学术受中国影响极大,明治维新前,江户汉学居于统治地位,但江户汉学虽然关注中国,但常常习惯性地以中国来解释日本,当相关作家与学者对日本文化感到不满时,常常引中国文化加以教训和规劝,这就在不自觉中神化了中国文化,使它与其真实面目发生了很大偏离。在江户汉学的遮蔽下,一些日本人对中国有过高的期望,当他们真的有机会看到当时中国的实情时,因无法接受传说与现实之间的落差,结果转而心态失衡,产生出鄙夷、轻视等态度。

  明治维新后,东京大学汉学占据主导地位,它是依据欧洲近代学术而建立起来的,推崇实证主义学风,但为了抵消自卑感,往往热衷于“发明”日本自己的历史,不惜通过贬低中国历史来完成这一目的,因而与政治联手,呈现出强烈的“为满足政治需要而造史”的倾向。

  相比之下,京都学派离政治较远,更愿意就学术谈学术,京都学派中人对乾嘉学派非常推崇,并打通了它和兰克史学之间的关联。乾嘉学派重考据、求实证,在运用史料方面有独到之处,而兰克史学也非常注重史料辨析,此外对出土文物有特别的兴趣。

  江户汉学懂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懂现代史学方法;东京大学汉学懂现代史学方法,却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京都学派融合两者之长,所以常常能发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

  京都学派除了善用古代中国史料外,与中国学者来往多,亦是其特色,罗振玉、王国维当年亡命京都,就是京都学派在背后运作。

  1936年,宫崎市定受日本文部省委派,访学法国,为了补法语,开始阅读乔治·西默农的《麦格雷探案集》。西默农是世界闻名的法语侦探小说家,作品在全球销售超过五亿册,是全世界最多产与最畅销的作家,一生作品超过450部,许多人认为,西默农是最早打通类型小说和文学之间关系的作家,自他开始,侦探小说方真正踏入文学殿堂。

  宫崎市定曾说:“发奋致力于像麦格雷侦探(西默农侦探小说中的主角)那样,栩栩如生地复原过去,因此在归国之后得以笔力大进。”这就是为什么宫崎市定写厚重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让一般读者轻松阅读的原因。他特别强调“明快”,而所谓明快,用他的话说,就是“对于所有的问题,都应当像麦克雷侦探那样,最明快地将谜题解开”。

  宫崎市定不仅明快,而且勤奋,自20多岁一直到晚年笔耕不辍,对不同的领域都有涉及,他做中国史的研究并不仅在这个圈子里转,而且还会以亚洲史、东亚史等角度去思考。此外,宫崎市定的研究涵盖了古代史到近代史,在不同时段、不同领域中都有独到的观点。

  宫崎市定喜欢《水浒传》,据他说,“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水浒传》迷。”后来能把一百零八位豪杰的名字倒背如流。在大学时,他专注于宋史,这多少也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

  作为历史学家,宫崎市定读《水浒传》的方式与众不同,比如他认为童贯并非太监,他引用的资料中说童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不仅证明童贯很英俊,而且还有胡须,这比小说精彩很多。

  此外,宫崎市定还提出了独特的“两个宋江论”,即占据梁山的宋江和征讨方腊的宋江只是名字相同,并非一人。指出“身为众寇之首的宋江一开始便是盗贼,而朝廷大将宋江一开始便是官军”。

  此观点招致颇多批评,他说:“可能这个论断会招致很多人的非议,但这是根据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证得出的。我想只要稍有点史学素养的人恐怕都不会对此品头论足吧。”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本书是他积四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史主要是农业城市国家逐渐向统一大帝国发展的过程,前汉武帝时这种发展达到最高潮。中国的中世是经济不景气时代,当时门阀贵族制度支配着庄园的发展。到了近世,经济基础得到很快的发展,当时以科举官僚为骨干的独裁君主制起主导作用,迎来了可同文艺复兴媲美的鼎盛时期。北宋末年,宋朝廷屈服于金、辽的压力。以后又经历了明清的兴盛和以后的衰落,在下降时期,中国受到产业革命后近代欧美影响的冲击而被迫从事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著者认为西亚的伊斯兰文明是近世的先驱,在它的影响下,中国的宋朝有了很大的发展。伊斯兰和中国的近世文明又给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影响。

  这些观点虽有可争议处,且有记忆失误处,但毫无疑问,这是一具有深厚学派底蕴、强烈个人风格、全新启发性和极佳可读性的中国通史著作。陈辉/文

  桑原骘藏治学极为严谨,甚至对乾嘉学派亦颇有不满,宫崎市定曾说:“最被先生讨厌的,是在假设之上重复假设。”“清朝的考证学在先生看来,只是勉勉强强。他认为这与真正的科学精神还相去甚远先生最讨厌的就是理想与现实、言与行背道而驰而这是中国学者经常犯的过失。”不过桑原骘藏对清代赵翼非常赞赏,一生爱读《廿二史札记》,并深受其影响。

  桑原骘藏认为:“中国的书籍大体看来,处于未整理的状态,在利用它之前,务必首先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充分的整理,对于整理过的材料,也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特别注重注释,比如他的论文《蒲寿庚考》,翻译成中文只有一万多字,可注释却是它的10多倍。

  桑原骘藏特别注意中西交通史方面研究,这对宫崎市定后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桑原骘藏常常将历史上外国来东方的商人、游客等留下的文字与中国传统史料相对照,从而提出全新的看法。桑原骘藏精通英语、法语,这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非常罕见。

  与京都学派大多数学者不同,桑原骘藏对中国充满偏见,他经常在课堂上故意侮辱、讽刺中国,他反对写史带主观性,可他的《中国人鞭发的历史》《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等,却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这一倾向在宫崎市定文章中也有体现,只是相对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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